出處:出自《語堂文集二》
中國陰曆新年,是中國人一生中最大的佳節,其他節日,似乎均少節期的意味。五日內全國均穿好的衣服,停止營業,閒逛,賭錢,打鑼,放鞭炮,拜客,看戲。那是個黃道吉日,每個人都盼望有一個更好更榮華富貴的新年,每人都樂於增多一歲,而且還準備了許多吉利話向他鄰舍祝賀。
不能在元旦責罵女傭,最奇怪的是中國勞苦女人也清閒了,嚼著瓜子,不洗衣,不燒飯,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這種懶惰的辯論是元旦切肉就會切掉運氣,洗什麼東西就會洗掉運氣,把水倒掉就會倒掉運氣。紅色春聯貼滿在每家門上,寫著:好運、快樂、和平、富貴、青春。因為這是大地春回,生命、發達、富貴復歸的節日。
街頭屋前,到處是爆竹聲,充塞著硫璜味。父親失了他們的威嚴,祖父更比以前和藹,孩子們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鄉下姑娘穿紅戴綠,跑三四里路到鄰村去看草臺戲。村上的紈袴少年,恣意的賣弄他們的風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燒飯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餓了,就煎年糕來吃,或用現成的材料下一碗麵,或到廚房裡偷兩塊冷鷄肉。
中國政府早已正式廢除陰曆新年,但陰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廢除掉。
我是個極端摩登的人。沒有人可以說我守舊。我不懂遵守陽曆,而且還喜歡倡行十三個月的年曆。每月只有四星期或二十八天。換句話說,我的觀點很科學化,很邏輯化。就是這點科學的驕傲,使我在過陰曆新年時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裝著慶祝,一點沒有真感情。
我並不要舊曆年,但舊曆新年自己來了。那天是陽曆二月四號。
科學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舊曆,我也答應照辦。舊曆新年來到的聲音在一月初已經聽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臘八粥,使我立刻記起那是陰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後,我的傭人來借額外的月薪,那是他舊曆除夕所應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時候,還給我看他送給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號、二號,我得送小費給郵差、運貨車夫、書店信差等等。我常覺得有什麼東西快來了。
到二月三號,我還對自己說:「我不過舊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換襯衣,「為什麼?」
「周媽今天洗你的襯衣。明天不洗,後天不洗,大後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當然不能拒絕。
這是我屈服的開始。早餐後,我家人要到銀行去,因為雖然政府命令廢除舊曆新年,銀行在年底照樣有一種微的小提款恐慌。「語堂,」我的太太說,「我們要叫部汽車。你也可順便去理一理頭髮。」理髮我可不在意,汽車倒是個很大的誘惑。我素來不喜歡在銀行進進出出,但我喜歡乘汽車。我想沾光到城隍廟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給孩子們買些什麼。我想這時總有燈籠可買,我要讓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馬燈是什麼樣的。
其實我不該到城隍廟去的。在這個時候一去,你知道,當然會有什麼結果。在歸途中帶了一大堆東西,走馬燈、兔子燈,幾包中國的玩具,還有幾枝梅花。回到家裏,同鄉送來了一盆家鄉著名的水仙花,我記得兒時新年,水仙盛開,發著幽香。兒時情景不自禁地出現在我眼前。我一聞到水仙的芬芳,就聯想到春聯、年夜飯、鞭炮、紅蠟燭、福建橘子、清晨拜年,還有我那件只能穿一次的黑緞袍。
中飯時,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鄉的蘿蔔粿〈蘿蔔做的年糕。〉 「今年沒人送蘿蔔粿來,」我慨嘆的說。 「因為廈門沒人來,不然他們一定會帶來,」我太太說。 「武昌路廣東店不是有嗎?我記得曾經買過,我想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見的吧,」太太挑釁的說。 「當然我能夠,」我回駁她。 下午三時,我已手裏提一兩簍磅半的年糕從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車回來。 五時炒年糕吃,滿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個罪人。「我不預備過新年,」我下了決心說,「晚上我要出去看電影。」 「你怎麼能?」我太太說。「我們已經請x君今晚來家裏吃飯。」那真糟透了。 五時半,最小的女孩穿了一身新作的紅衣服。 「誰給她穿的新衣服?」我責問,心旌顯得有些動搖,但還能堅持。 「黃媽穿的。」那是回答。 六時發現蠟燭台上點起一對大紅蠟燭,燭光閃閃,似在嘲笑我的科學理智。那時我的科學裡智已很模糊,微弱,虛空了。 「誰點的蠟燭?」我又挑戰。 「周媽點的。」 「是誰買的?」我質問。 「還不是早上你自己買的嗎?」 「真有這回事嗎?」那不是我科學的意識,一定是另外一個意識。
我想有點可笑,但記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覺得什麼了。一時鞭炮聲音四起,一陣陣的乒乓聲,像向我意識深處進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塊洋錢給我的僕人說: 「阿秦,你拿一塊錢去買幾門天地砲,幾串鞭炮,越大越響越好。」 在一片乒乓聲中,我坐下來吃年夜飯,我不自覺的感到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