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逸經》第17、18、19期﹝約1953年﹞,原為英文所寫,由工爻所譯,1968年再載於《傳記文學》
我曾被邀請寫這篇個人傳略,因為藉此可得有機會以分析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歡的答應了。從一方面著想,這是為我的多過於為人的;一個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經驗究竟是怎樣的,最好不過是拿起紙筆一一寫下來。從另一方面著想,自傳不過是一篇自己所寫的擴大的碑銘而已。中國文人,自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始,常好自寫傳略,藉以遣興。如果這一路的文章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當的「自知之明」,對於別人確是一種可喜可樂的讀品。我以為這樣說法,很足以解釋現代西洋文壇自傳之風氣。作自傳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義者,也不一定是自尊過甚的,寫自傳的意義只是作者為對於自己的誠實計而已。如果他恪守這一原則,當能常令他人覺得有趣,而不至感到作者的生命是比其同人較為重要的了。
一、少之時
從外表看來,我的生命是平平無奇,極為尋常,而極無興趣的。我生下來是一個男兒——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學卒業後,我即轉入中學,中學完了,復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任清華大學英文教師。其後我結婚,復渡美赴哈佛大學讀書一年(一九一九),繼而到德國,在殷內和萊比錫兩大學研究。回國後只是在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授職,為期三年(一九二三——二六)。教鞭執厭了,我到武漢投入國民政府服務,那是受了陳友仁氏的感動。及至做官也做厭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劇,我又「畢業」出來,成為一個著作家,——這是半由個人的嗜好亦半由個人的需要。自茲以後,我便完全托身於著作事業。人世間再沒有比這事業較為缺乏興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學校革除,不與警察發生糾紛,只是有過一度戀愛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種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為最大。我對於人生、文學與平民的觀念,皆在此時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究而言之,一個人一生出發時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體和靈敏的感覺之外,只是一個快樂的孩童時期,——充滿家庭的愛情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便夠了。在這條件之下生長起來,沒有人是走錯的。在童時我的居處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農家生活。因為我是個農家的兒子,我很以此自詡。這樣與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觸,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簡樸。這一點,我視為極端重要,令我建樹一種立身處世的超然的觀點,而不至流為政治的、文藝的、學院的,和其他種種式式的騙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從前所常見的青山和兒時常在那裡撿拾石子的河邊,種種意象仍然依附著我的腦中。它們令我看見文明生活、文藝生活、和學院生活中的種種騙子而發笑。童年時這種與自然接近的經驗,足為我一生知識的和道德的至為強有力的後盾;一與社會中的偽善和人情之勢利互相比較,至足令我鄙視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於閩南阪仔之秀美的山陵,因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個簡樸的農家子的眼睛來觀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沒有其他影響,至少曾令我遠離政治,這已經是其功不小了。當我去年夏天住在廬山之巔時,輒從幻想中看見山下兩隻小動物,大如螞蟻和臭蟲,互相仇恨,互相傾陷,各出奇謀毒計以爭「為國服務」的機會,心中樂不可支。如果我會愛真、愛美,那就是因為我愛那些青山的緣故了。如果我能夠向著社會上一般士紳階級之孤立無助、依賴成性、和不誠不實而微笑,也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夠竊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學院討論之笨拙,都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覺我自己能與我的祖先同信農村生活之美滿和簡樸,又如果我讀中國詩歌而得有本能的感應,又如果我憎惡各種形式的騙子,而相信簡樸的生活與高尚的思想,總是因為那些青山的緣故。
一個小孩子需要家庭的愛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個很頑皮的童子;也許正因這緣故,我父母十分疼愛我。我深識父親的愛、母親的愛、兄弟的愛、和姐妹的愛。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鏤刻在我的記憶中者,就是我已故的次姐之出閣。她比我長五歲,故當我十三歲正在中學唸書時,她年約十八歲,美艷如桃,快樂似雀。她和我常好聯合串編故事,——其實是合作一部小說,——且編且講給母親聽。這本小說是敘述外國一對愛人的故事,被敵人謀害而為法國巴黎的偵探所追捕。——這是她從讀林紓所譯的小仲馬氏的名著而得的資料。那時她快要嫁給一個鄉紳,那是大違她的私願的,因為她甚想入大學讀書,而吾父以兒子過多,故其大願莫償也。姐夫之家是在西溪岸邊一個村莊內,剛在我赴廈門上學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廈門上學,必須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風景如畫,滿具詩意。如今有汽船行駛,只需三小時。但是我從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豐富的所有物。那時我們全家到新郎的村莊,由此我直往學校。我們是貧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給我四毛錢,含淚而微笑對我說:「我們很窮,姐姐不能多給你了。你好好的用功唸書,因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個女兒,不能進大學。你從學校回家時,來這裡看我吧。」不幸她結婚後約十個月便去世了。
那是我童年時所流的眼淚。那些極樂和深憂的時光,或只是欣賞良辰美景之片刻歡娛,都是永遠鏤刻在我的記憶中。我以為我的心思是傾於哲學方面的,即自小孩子時已是如此。在十歲以前,為上帝和永生的問題,我已斤斤辯論了。當我祈禱之時,我常常想像上帝必在我的頂上逼近頭髮,即如其遠在天上一般,蓋以人言上帝無所不在故也。當然的,覺得上帝就在頂上令我發生一種不可說出的情感。在很早的時候我便會試探上帝了,因為那時我囊中無多錢,每星期只得銅元一枚,用以買一個芝麻餅外,還剩下銅錢四文以買四件糖果。可是我生來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享樂主義者),吃好味道的東西最能給我以無上的快樂。——不過那時所謂最好味道的東西,只是在館中所賣的一碗素麵而已,而我渴想得有銀一角。我在鼓浪嶼海邊且行且默禱上帝,祈求賜我以所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隻角子。禱告之時,我緊閉雙目,然後睜開。一而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時,我也自問何故要在吃飯之前禱告上帝。我的結論:我應該感謝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頒賜所食,因為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飯不是由自天賜,而卻是由農夫額上的汗而來的;但是我卻會拿人民的太平盛世感謝皇帝聖恩來作比方(那時仍在清朝),於是我的宗教問題也便解決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結果:皇帝不曾直接賜給我那碗飯的,可是因為他統治全國,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豐衣足食。由此觀之,我有飯吃也當感謝上帝了。
童時,我對於荏苒的光陰常起一種流連眷戀的感覺,結果常令我自覺的和故意的一心想念著有些特殊甜美的時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時光還是活現腦中,依稀如舊的。記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阪仔(寶鼎)至漳州。兩岸看不絕山景、禾田,與乎村落農家。我們的船是泊在岸邊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樹,竹葉飄飄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蓋著一條毯子,竹葉搖曳,只離我頭上五六尺。那船家經過一天的勞苦,在那涼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銜煙管,吞吐自如。其時沉沉夜色,遠景晦冥,隱若可辨,宛是一幅絕美絕妙的圖畫。對岸船上高懸紙燈,水上燈光,掩映可見,而喧鬧人聲亦一一可聞。時則有人吹起簫來,簫聲隨著水上的微波乘風送至,如怨如訴,悲涼欲絕,但奇怪得很,卻令人神寧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的講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樂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時,我願以攝影快鏡拍照永留記憶中,我對自己說:「我在這一幅天然圖畫之中,年方十二三歲,對著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將來在年長之時回憶此時,豈不充滿美感麼?」
尚有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廈門尋源書院(教會辦的中學)最後的一夕。是日早晨舉行畢業式,其時美國領事安立德(JuleanArnold)到院演說。那是我在該書院最後的一天了。我在臥室窗門上坐著,憑眺運動場。翌晨,學校休業,而我們均須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靜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該書院四年生活之完結日;我坐在那裡靜心冥想足有半點鐘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腦中以為將來的記憶。
我父親是一個牧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不能詳敘我的童時生活,但是那時的生活是極為快樂的。那是稍為超出尋常的,因為我們在弟兄中也不准吵嘴。後來,我要盡力脫去那一副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以去其癡形傻氣。我們家裡有一眼井,屋後有一個菜園,每天早晨八時,父親必搖鈴召集兒女們於此,各人派定古詩誦讀,父親自為教師。不像富家的孩子,我們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工作。我兩位姐姐都要造飯和洗衣,弟兄們則要掃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當姐姐們由屋後空地拿進來洗淨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時,我們便出去從井中汲水,傾在一小溝而流到菜園小地中,藉以灌溉菜蔬。否則我們孩子們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遠望日落奇景,而互講神鬼故事。那裡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環繞,故其地名為「東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個人怎能夠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巔上當中裂開,傳說有一仙人曾踏過此山,而其大趾卻誤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
二、鄉村的基督教
我已說過,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但是一個迥非尋常的。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極愛他的教友。他之所以愛眾人並不是以此為對上帝應盡之責,他只是真心真情的愛他們,因為他自己也是由窮家出身的。我在這簡略的自傳之中也不肯不說出這句話,因為我以為是十分重要的。有些生長於都市而自號為普羅作家者嘗批評我,說我不懂得平民的生活,只因在我的文章裡面常說及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之故,不禁令我發笑;在他們看來,好像清風明月乃是資本家有閒階級的專利品。可是先祖母原是一個農家婦,膂力甚強,嘗以一枝竹竿擊敗十餘男子漢,而將他們驅出村外。我父親呢,他在童時曾做過賣糖餌的小販,曾到牢獄中賣米,又曾賣過竹筍。他深曉得肩挑重擔的滋味,他常常告訴我們這些故事,尤其是受傭於一個沒有慈悲心的僱主之下的經驗,好作我們後生小子務須行善的教訓。因這緣故,他對於窮人常表同情。甚至在年老之時,他有一次路見不平要同一個抽稅的人幾乎打起來。因為有一老頭兒費了三天工夫到山斬了一擔柴,足足跑了廿里路,而到墟場只要賣二百文銅錢,而那抽稅者竟要勒索他一百廿文。我母親也是一個最簡樸不過的婦人,她雖然因是牧師的妻子而在村裡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她絕不曉得擺架子是甚麼一回事的。她常常同農人和樵夫們極開心的談話。這也是我父親的習慣。他兩口子常常邀請他們到家裡喝茶,或吃中飯,我們相處都是根據極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則。
在內地農村裡當牧師,無異是群羊的牧人,其工作甚饒意義。我父親不僅是講壇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爭執中的排難解紛者,民刑訟事中的律師,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務之幫閒的人。他常常不斷的為人做媒;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令鰥夫寡婦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禮拜堂中,就是遠在百里外的教堂中。在禮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的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據村民陋習,凡有失足掉下野外毛廁裡的,必須請一僧人為其換套新衣服,改換一條新的紅繩為其打辮子,又由僧人給他一碗湯麵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有一天,我們教會裡有一個小童掉在毛廁裡,因為我父親要取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紅繩辮子,而我母親又給他做了一碗湯麵。我不相信我父親所傳給那些農民的基督教和他們男男女女一向所信奉的佛教有甚麼分別,我不知道他的神學立場究竟是怎樣,但是他的一片誠心,確無問題,——只須聽聽他晚上禱告的聲音言辭便可信了。然而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為情勢所逼,要宣傳獨一種的宗教而為農民所能明白的。這位基督教的上帝,猶如隨便那一所寺廟中的佛爺,是可以治病、賜福,而尤為重要的乃是可以賜給人家許多男孩的。他常對教友們指出好些基督徒雖受人逼害,但結果是財運亨通而且子媳繁多的。在村民之信教者看來,如果基督教沒有這些效力,簡直全無意義的了。又有不少的信徒是來到治外法權的藩籬影子底下而求保護的。今日我已能瞭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對於我們的仇恨了,然而在那時卻不明白。
有一個在我生命中影響絕大決定命運的人物——那就是一個外國教士YoungJ.Allen。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對於我全家的人有何影響。我在早年知道他的中國名字叫作林樂知——似與我們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大概他是居於蘇州的一個教士,主編一個基督教週刊——《通問報》,兼與華人助手蔡爾康翻譯了好幾種書籍。我父親因受了范禮文牧師(Rev.W.L.Warnshuis)的影響而得初識所謂「新學」,由是追求新知識之心至為熱烈。林樂知先生的《通問報》,報費每年一元,獨為吾父之財力所能定閱的,而范禮文牧師與吾父最友善,將其所能得到的「新學」書籍盡量介紹。他藉林樂知的著作而對於西方及西洋的一切東西皆極為熱心,甚至深心欽羨英國維多利亞後期的光榮,復因而決心要他的兒子個個讀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對於一切新東西和全世界之好奇之心和詫異之情,當不在我個人之下。
一日,他在那週刊上看見一個上海女子所寫的一篇論說。他放下週刊,歎一口氣,說:「哦,我怎能夠得著一個這樣的媳婦呢!「他忘記他原來有一個一樣聰明而苦心求得新教育的親生女兒呢。只是他因經濟支絀,又要幾個男孩得受高等教育,也是莫可奈何,這我也不能埋怨他啊。令他自己的女兒不能受大學教育,是他一生最痛心的大憾事。這是做父親的才能明白。我還記得當他變賣我們在漳州最後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給我哥哥入聖約翰大學之時,他淚流滿面。在那時,送一個兒子到上海入大學讀書,實為廈門人所罕見的事,這可顯出他極熱的心腸和遠大的眼光了。而在一個牧師,每月受薪僅得十六至二十元(只是我如今給家中僕人或廚子的工金),更是難之又難了。然而領得一個學額,加以變賣舊產,卻籌得送家兄入大學之最低額的學費了。後來家兄幫助我,而我又轉而幫助我弟弟,這就是我們弟兄幾人得受大學教育的機緣,然而各人尚須幸得領受學額才能過得去。
我由基督教各傳教會所領受的恩惠可以不必說出來的了。我在廈門尋源書院所受的中學教育是免費的;照我所知,在那裡歷年的膳費也是免繳的。我欠教會學校一筆債,而教會學校(在廈門的)也欠我一筆債,即是不准我看中國戲劇。因為我在基督教的童年時代,站在戲台下或聽盲人唱梁山伯祝英台戀愛故事,乃是一種罪孽。不過這筆債不能算是大的;他們究竟給我一個出身的機會,而我現在正圖補救以前的損失,趕上我的信邪教的同胞,以求與他們同樣識得中國的戲劇、音樂,和種種民間傳說。到現在我關於北平戲劇的知識還有很大的缺憾。在拙著《吾國與吾民》一書中,我已寫出,當我在廿歲之前我知道古猶太國約書亞將軍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至卅餘歲才知孟姜女哭夫以至淚沖長城的傳說。我早就知道耶和華令太陽停住以使約書亞殺完迦南人,可是向不知后羿射日什落其九,而其妻嫦娥奔月遂為月神,與乎女媧氏煉石——以三百六十五塊石補天,其後她所餘的那第三百六十六塊石便成為《紅樓夢》中的主人寶玉等等故事。這些都是我後來在書籍中零零碎碎看得,而非由童年時從盲人歌唱或戲台表演而得的。這樣,誰人又能埋怨我心中憤恨,滿具被人剝奪我得識中國神話的權利之感覺呢?然而,我剛說過,傳教士給我出身的機會,後來我大有時間以補足所失,因為年紀愈長,求知愈切,至今仍然保留小孩子的好奇之心啊。多謝上天,我還沒有失了欣賞「米老鼠」漫畫或是中國神仙故事之能力。
三、在學校的生活
父親決心要我們進聖約翰大學,因是那時全中國最著名的英文大學。他要他的兒子獲得最好的東西,甚至夢想到英國之劍橋、牛津、和德國之柏林諸大學。因為他是一個理想家。當我留美時,以經濟支絀,迫而離美赴法,投入青年會為華工服務。後來寫信給他說,我已薄有儲蓄,加上吾妻的首飾,當可再去德留學。我知道這消息會給他以未曾有的歡喜,因為他常夢想著柏林大學啊!吾父與我同樣都是過於理想的人,因為我父子倆都欣賞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我攜同新婦出國留學之時,赤手空拳,只領有半個不大穩的清華學額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冒險是冒險的了,可是他沒有阻止我。這宗事凡是老於世故的人都不肯輕試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我顧忌甚麼?我常有好運道,而且我對於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大足以增吾勇氣和魄力,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決心要我學英文,即當我在小學時已喜歡和鼓勵我們弟兄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如pen,pencilpaper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他嘗問我一生的志向在甚麼,我在意時回答,我立志做一個英文教員,或是物理教員。我想父親必曾間接暗示令我對於英文的熱心。至於所謂物理教員,我的原意是指發明機器。因為當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學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幾個月間,我都以此為戲,深想發明一個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動的一直流到我們園內。雖未成功,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要解決其中難題。雖然以我現在年紀已可以看見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問題仍常縈擾於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樣。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將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至於我初入聖約翰時,我註冊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罷了。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於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將來發明最精最善的漢文打字機,其他滿腹滿袋的計劃和意見以發明其他的東西可不用說了。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那時我從事文學工作的六七年計劃完成之後,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工學院裡當學生,也不足為奇。
十七歲,我到上海。從此我與英文的關係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照現在看起來,當時我的中文基礎其實也是浮泛不深的。實際上,我的中學教育是白費光陰。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當投入聖約翰時,我對於蘇東坡的文學已感到真的興趣,而且正在讀司馬遷的《史記》,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這半是那大學之過,半亦是我自己之過)。我虛耗了在學校的光陰,即如大多數青年一般,這一點我只能埋怨那時和現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對於知識真如饑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現代的學校制度是基於兩種臆斷:一是以為學生對於各門功課是毫無興味的;次則是以為學生不能自求知識。因此課程之編排是貶低程度,專為著那些對於功課毫無興味的學生而設。除此兩弊之外,更有極端費時無益之學制,即是要學生覆書和給予積分(強要學生默記事實和番號,此皆是為便於教員發問而設的)。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結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試和積分用作量度知識的工具,而教員個人對於各個學生在心靈進步各時期之個性的需要,與乎各個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對於自然科學和地形學是興味最濃的;我可以不須教員之指導而自行細讀一本十萬字的地理書,然而在學校裡每星期只需讀一頁半,而費了全年工夫才讀完一本不到三萬字的地理教科書。其餘各門功課,都是如此。此外,強迫上課之暗示,或對教員負責讀書之暗示,皆極為我所厭惡的,因而凡教員所要我讀的書我俱不喜歡。直至今日,我絕不肯因盡責之故而讀一本書或一個人的著作,無論其在文學史上有如何價值。我們學生都覺得應該讀書至最少限度,僅求積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資,我向不須慮及積分及格問題,我自入學校以來積分從未低過及格的。結果,我便比別的學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飯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由一級升高一級,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學的推動力只有由我父親寄給我的示函而得到,因為他常常以為我所寫的家信是極可羞的。我在學校得到很高的積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級,對於他並無意義,他是對的。如果當時有一圖書館,充滿好書,任我獨自與天下文豪結神交,我當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學時,沒有圖書館設備,而廈門這一所教會學校與其他非教會學校大異之點,就是我們教會學校學生不看中文報紙,或其他一切報紙。
我在中學以第二名畢業,在聖約翰亦然。畢業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學校教育中的氣運,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學校中都有一個傻小子,如我一樣聰穎,或稍遜一籌的,然而比我相信積分,而且能認真攻讀課堂內的功課而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課上努力一點,便不難得到冠軍,不過我不幹。第一,我向來對於課程不大認真。其次,凡做甚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這也許是由於我血液裡含有道教徒原素。結果,無論在家或在校,每當考試的一星期,其他學生正在「三更燈火五更雞」中用苦功之時,我卻逍遙遊蕩,到蘇州河邊捉鱔魚,而且攪風攪雨引誘別的好友一同去釣魚。那時我真是不識得知識的魔力和求學的妙處,有如今日引吾入勝,使我深入窮知探奧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內或在校外,均是一貫不斷的程序,從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學期中耶抑假期中耶。這對於我看書的習慣沒有多大的分別,只不過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書,顯露頭面,而一到學校開課便須秘密偷看而有犯規之慮。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並不攪擾我的。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確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致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那地方將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內。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閒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在中學課堂之中只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著別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於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內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哄堂。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只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我十分憤怒。每一點鐘,他只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禪入定之用,眼睛不望著學生,不望著書卷,也不望著牆壁上。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於人無損,於己有益的。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amberlains"FounBda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卻令我的歷史教員詫異非常。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Haeckels"RiddlleoftheUniverse")、華爾德《社會學》(Wards"Sociology")、斯賓塞《倫理學》(Spencers"Ethics")及韋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論》。我對於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我們的圖書館內神學書籍佔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曆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嚇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最同情於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歷史教授ProfessorBarton,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巨著而詫異的那位。可是他對於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愜意。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討者。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隨意加以符號,藉以慢慢縈迴咀嚼。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有時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並不是那樣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
四、與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觸
然而入學校讀書,對於我個人究竟沒有甚麼損害的。在學校所必須學的東西,很不費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謝聖約翰教我講英語。其次,聖約翰又教我賽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胸部得發展;如果我那時進了別的大學,恐怕沒有這機會了。這是所得的一項。至於所失的項下,我不能不說它把我對於漢文的興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國毛筆。後來直到我畢業,浸淫於故都的舊學空氣中,才重新執毛筆,寫漢字,讀中文。得失兩項相比對,我們覺聖約翰對於我有一特別影響,令我將來的發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對於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由此看來,我在成年之時,完全中止讀漢文也許有點利益。那令我樹立確信西洋生活為正當之基礎,而令我覺得故鄉所存留的種種傳說為一種神秘。因此當我由海外歸來之後,從事於重新發現我祖國之工作,我轉覺剛剛到了一個向所不知的新大陸從事探險,於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國中所見的事事物物之新樣,緊張,和奇趣。同時,這基本的西方觀念令我自海外歸來後,對於我們自己的文明之欣賞和批評能有客觀的,局外觀察的態度。自我反觀,我相信我的頭腦是西洋的產品,而我的心卻是中國的。
我這對於西方文明之基本態度不是由書籍所教的,卻是由聖約翰的校長卜舫濟博士(Dr.F.L.Hawkspott)和其他幾個較優的教授而得;他們都是真君子。而對於我感力尤大者則為兩位外國婦人,一為華醫生夫人,即李壽山女士(Mrs.Harmy,thenMiss.Deprey),她是我第一個英文教師,一個文雅嫻淑的靈魂也。其次則為畢牧師夫人(Mrs.P.W.Pitcher),即尋源書院校長之夫人,她是溫靜如閨秀之美國舊式婦女。完全令我傾倒的不是斯賓塞的哲學或亞蘭布(E.A.Poe)的小說,卻是這兩女士之慈祥的音調。在易受印象的青年時期,我之易受女性感力自是不可免的事。這兩女士所說的英文,在我聽來,確是非常的美,勝於我一向所聽得的本國言語。我愛這種西洋生活,在聖約翰有些傳教士的生活——仁愛、誠懇、而真實的生活。
我與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觸是在廈門。我所記得的是傳教士和戰艦,這兩份子輪流威嚇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會學校之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觀點,一向不懷疑這兩者是有關係的,直到後來才明白真相。當我是一個赤足的童子之時,我瞪眼看著一九○五年美國海軍在廈門操演的戰艦之美麗和雄偉,只能羨慕讚歎而已。我們人人對於外國人都心存畏懼。他們可分為三類:傳教士的白衣,清潔無瑕和洗熨乾淨;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嶼隨街狂歌亂叫,常令我們起大恐慌;其三則為外國的商人,頭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轎,隨意可足踢或拳打我們赤腳頑童。
然而他們的銅樂隊真是悅耳可聽。在鼓浪嶼有一個運動場,場內綠草如茵,其美為我們所從未看過的。每有戰艦入口,其銅樂隊即被邀在此場中演奏,而外國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們確是君子——即在場中拍網球,而且喝茶和吃冰淇淋,而其中國細崽衣服之講究潔淨遠勝於多數的中國人。我們街上頑童每每由穴隙窺看,心中只有佩服讚歎而已。然而我在中學時期最為驚駭的經驗,就是有一天外國人在他們的俱樂部中開一大跳舞會。這是鼓浪嶼聞所未聞的怪事,由此輾轉相傳,遠近咸知外國男女,半裸其體,互相偎抱,狎褻無恥,行若生番了。我們起初不相信,後來有幾個人從向街的大門外親眼偷看才能證實。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醜態怪狀對於我的影響實是可駭可怕之極。這不過是對外國人驚駭怪異之開端而已;其後活動電影來了,大驚小怪陸續引起。到現在呢,我也看得厭了,準備相信這些奇怪的外國人之最壞的東西了。
五、宗教
我的宗教信仰之進化,和我離開基督教之長遠而艱難的程序,與乎此程序所給我內心許多的苦痛,在此簡短的自傳中不能認真詳述了,只可略說其梗概。我在童時是一個十分熱誠的教徒,甚至在聖約翰加入神學院,預備獻身為基督教服務的;我父親對此舉之同意,是很為疑惑和躊躇的。我在神學班成績不佳,因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瑣屑和荒謬的種種,過了一年半便離開了。在這種神學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學信念已經棄去。耶穌是童女所生和他肉體升天兩款是首先放棄的。我的教授們本是很開朗的,他們自己也不信這些教條,至少也以為是成為問題的。我已得入猶太聖殿的至聖所而發現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無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憤恨教會比那進步的神學思想如此落後,而仍然要中國教徒堅信耶穌由童女所生和肉體飛昇兩條才能領受洗禮,然而它自己的神學家卻不置信。這是偽善嗎?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是不誠實,是不對的。
大學畢業之後,在清華大學授課之時,我仍在校內自動的擔任一個星期日聖經班,因而大受同事們的非議。那時的形勢實是絕無可能的。我在聖經班的恭祝聖誕會當主席,而我卻不相信東方三博士來見耶穌和天使們半夜在天上歡唱等等聖誕故事。我個人久已棄置此等荒謬傳說,然而此時卻要傳給無知的青年們。然而我的宗教經驗已是很深的了,我總不能設想一個無神的世界。我只是覺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至徹底崩潰,而特別是人類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盡去,獨有我的愛,一種精神的契誼(關係)仍然存留。這是最難撕去的一種情感。一日我與清華一位同事劉大鈞先生談話。在絕望之中,我問他:「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人,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為什麼呢?」劉先生答:「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那一答語驟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後的一線關係剪斷了,因為我從前對於基督教仍然依依不捨,是為著一種無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嚴為號召,這一來有如異軍突起,攻吾不備,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沒有想到這一點,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覺得,如果我們之愛人是要依賴與在天的一位第三者發生關係,我們的愛並不是真愛;真愛人的要看見人的面孔便真心愛他。我也要依這一根據而決定在中國的傳教士那個是好的,那個是不好的。那些愛我們信邪教的人只因為我們是人,便是好的傳教士,而他們應該留在中國。反之,那些愛我們不因我們是中國人和只是人的緣故,但卻因可憐我們或只對第三者盡責的緣故而特來拯救我們出地獄的,都應該滾出去,因為他們不特對中國無益,而對基督教也沒有好處。
六、遊學之年
我長成後的生活範圍太大,在此不容易盡述。約而言之,我與我妻在海外遊學那幾年是我最大的知識活動時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極幼稚時期。我倆本是一對不識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賴,雖有勇敢冒險之精神和對於前途之信仰,然而現金甚少而生活經驗也不足。我妻的常識比我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個逐個銀元拿在手上數數,藉知我們可以再留在外國幾天,而我卻絕對不曉得我們的經濟支絀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總可以過得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國神奇的四年,我以為我的觀念是不錯了。我們真個過得去,竟在外國留學四年之久。——那當然是要感謝德國馬克之跌價了。我們倆在社交上共同出過幾次丑,至少我個人是如此,因為直到今日我還不能記得清楚擦黃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擱在放麵包的小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飲茶或喝酒之時,還錯拿別人的杯。我們有一次走進一個教授的家裡——在請帖所訂時間一星期之前——告訴那個女僕我們是被邀請赴宴會而不會趕快退步走。我倆生活合作:我妻為我洗衣服和造很好的飯食,而我則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時,我絕不知道大學校裡的生活,甚至未嘗看過一次哈佛與耶魯足球之戰,這是哈佛或耶魯教育之最要緊的一部分。然而我從游BlissPerry,lrvingBabbitt,LeoWerner,vonJagemann幾位名教授,卻增長了不少真學問。卒之,我的半官費學額停止了——那半學額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華服務三年所博得的。由是我投車赴法國去,即在第一次大戰告終之時。
在法國青年會為華工服務之時,我儲蓄了些美國的金元,藉以可到德國去。我們先赴殷內(Jena)1,一個美麗的小市,過了一學期又轉到萊比錫大學(Leipzig),因為後者以語言學馳名之故。在那裡,我們一同上學,照舊日合作辦法共同洗衣造飯。因為我們出賣金元太早,吃了虧,所以有時逼得要變賣我妻的首飾以充日用之資。然而此舉是很值得的。外人不知道我倆是夫妻還是兄妹,因為那時我們沒有兒女。及至我妻懷孕而經費漸漸不支,乃不得不決定回國分娩。那便逼著我要在大熱天氣中為博士考試而大忙特忙了。然而那卻是我的舊玩意兒——考試求及格,我絕不恐慌,可是我妻卻有些兒心驚膽震,我們居然預定船位在考試之後兩星期即從真內亞登輪迴國。我們預定在考試完畢那一天的晚上,即行離開萊比錫,到威尼士、羅馬、拿波利等處遊歷兩星期。我仍然具有從前堅定的自信力。這一場博士論文考完,最後的口試,我由一個教授室跑到別一個教授室,至十二點鐘出來。我妻已倚閭而望。「怎麼樣啊?」她問。「合格了!」我答。她就在大街上給我一吻,雙雙併肩同到Rathaus餐室吃午餐。
七、由北平到漢口
於是我回國了,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英文和語言學。在萊比錫時,我已讀了許多的中國書,並努力研究中國語言學,頗有所得,因在萊比錫和柏林兩地都有很好的中國圖書館,而由後一處又可以郵借所需的書籍來應用。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用功也。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恆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的分子。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週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裡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僱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遊行。我於是也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棒球技術了。我以前在外國各大學所錯過的大學生生活,至是補足。那時,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極尊重出版和開會的自由。國民黨也是學生運動的後盾,現在南京國民政府有幾位要人便是當年學生示威運動之主腦和領袖。
在這時期還有兩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圍堵請願的學生,槍殺兩位女生及傷殘五十多個學生。他們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鐵鏈,等候學生抗議遊行到執政府,然後關起外門揮鞭動劍,在陷阱中置他們於死地。那時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寫文章。我個人親見一個女生(劉和珍)於下午一點鐘時安放在棺木內,而在十二點時,我還看見她歡天喜地的遊行和喊口號呢。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出殯——這事令我震動於心比其他甚麼事都厲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間,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不經審訊而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那時又有一張名單要捕殺五十個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訊息外傳,我即躲避一月,先在東交民巷一個法國醫院,後在友人家內。有一日早晨,我便攜家眷悄然離開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廈門大學惹起一場大風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裡安身,就於民十六年春間離開,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我不能不把這一章紀事刪去,只能說我那時身任外交部秘書,住在鮑羅庭的對門,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鮑羅庭或汪精衛一次。
八、著作和讀書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遊行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我完全歸罪於北洋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的寫作者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很尋常的現象罷——即是在十分危險當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辯。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發現祖國之經過也許可詠成一篇古風,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興趣多於別人罷。我常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為舊者,或為新者,由兩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現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著皮鞋。至最近,我始行決定舊式的中國小帽是比洋帽較合邏輯和較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總覺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選擇我的哲學,一如決定戴那種帽子一樣。我曾做了一副對聯: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偶爾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氏(HenryFord.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瞭解。這樣發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較,其興味之濃不亞於方城之戲,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麼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獨可以夜以繼日,日復繼夜,還可以永不停息,沒有人知道最後輸贏。
在這裡可以略說我讀書的習慣。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是也。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Crczsy,EdgarWallace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大多數的著書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竊抄襲而來,可是他們剽竊抄襲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詞句間失了生氣和強力,而思想上也因經過剽竊抄襲的程序而失卻真實性。因此,欲求直接的靈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淵源處去追尋了。為此特別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經》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對我均為同等。
我讀一個人的作品,絕不因有盡責的感覺,我只是讀心悅誠服的東西。他們攝引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作風,或相近的觀念。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別人讀十本的為多,如果那特別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心內了。我相信強逼人讀無論那一本書是沒用的。人人必須自尋其相近的靈魂,然後其作品乃能成為生活的。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發展個人的觀念和內心生活之獨一無二的法門。然而我並不強逼別人與我同好一個著者。我相信有一種東西如Sainte-Beuve之所謂「人心的家庭」,即是「靈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親屬」。雖彼此時代不同,國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瞭解,比同時同市的人為多些。一個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已的。
九、無窮的追求
有時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到異地探險的孩子,而我探險的路程,是無窮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壽詩,長約四百字,結尾語有云:「一點童心猶未滅,半絲白鬢尚且無。」我仍是一個孩子,睜圓眼睛,注視這極奇異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關於本國和外國仍有好多東西是要苦心求學的,而樣樣東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國教育和西洋教育。例如,中國很尋常的花卉樹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曉得,我看見它們還是初次相見,即如一個孩子。又如金魚的習慣,植蘭之技術,鵪鶉與鷓鴣之分別,及吃生蝦之感覺,我都不會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國對於我有特殊的攝力,即如一個未經開發的大陸,而我隨意之所之,自由無礙,有如一個小孩走入大叢林一般,時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蟲花。我不管別人說甚麼,而在這探險程序中也沒有預定的目的地,沒有預定的游程,不受規定的嚮導之限制。如此遊歷,自有價值,因為如果我要遊蕩,我便獨自遊蕩。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隨意停止,因為我素來喜歡順從自己的本能,所謂任意而行;尤喜自行決定甚麼是善,甚麼是美,甚麼不是。我喜歡自己所發現的好東西,而不願意人家指出來的。我已得到極大的開心樂事,即是發現好些個被人遺忘的著者而恢復其聲譽。現在我心裡想著精選三百首最好的詩,皆是中國戲劇和小說裡人所遺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詩中選出。每天早晨,我一覺醒來,便感覺著有無限無疆的探險富地在我前頭。大概是牛頓在身死之前曾說過,他自覺很像一個童子在海邊嬉戲,而知識世界在他前頭有如大海之渺茫無垠。在八歲時,塾師嘗批我的文章云:「大蛇過田陌。」他的意思以為我辭不達意。而我即對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現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動不已,但已進步到現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這探險的路程將來直引我到那裡去。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其一是處置觀念的;其他是處置別人的。我常常欽羨我的同事們有行政和執行的奇才,他們會管別人的事,而以管別人的事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總不感到那有甚麼趣。是故,我永不能成為一個行動的人,因為行動之意義是要在團體內工作,而我則對於同人之尊敬心過甚,不能號令他們必要怎樣怎樣做也。我甚至不能用嚴厲的辭令,擺尊嚴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僕人。我羨慕一般官吏,以他們能造成幾件關於別人行動的報告,及通過幾許議案叫人民要做甚麼,或禁止人民做甚麼。他們又能夠令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依時到實驗室,每晨到時必要簽名於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這種辦法,我總覺得有點怪。個人的生命究竟對於我自己是最重要不過的。也許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確信上,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或道家。
現在我只有一種興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現在此處的,兼要寫人生,多半在脾氣發作之時,或發奇癢,或覺有趣,或起憤怒,或有厭惡;我不為現在,甚至不為將來而憂慮。且確然沒有甚麼大志願,甚至不立志為著名的作者。其實,我怨恨成名,如果這名譽足以攪亂我現在生命之程序。我現在已是很快樂的了,不願再為快樂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現金。致令我能夠到處飄泊,多得自由,多買書籍,多游名山——偕著幾個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處,而且短處甚多,一般批評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說了。在中國有許多很為厲害的,義務監察的批評家,這是虛誇的宋儒之遺裔而穿上現代衣服的。他們之批評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為標準,而卻以一個完善的聖人為標準。至少至少,我不是懶惰而向以忠誠處身立世的。